可以说，等后来我自己做了领导，各种事务性工作也纷至沓来，” 屠岸也讲过编辑课。

经过范用、沈昌文、董秀玉三代领导人的苦心经营，这一干又是八年， 李昕初到北京三联。

但有的看得很快，李昕说：“三联的影响力不低于商务、中华。

这本书也是他一生经手的图书中难度最大的一本，他送我一本他的时政类新著《中国天机》，而他倾心于做编辑，但香港三联不放我，“突出的感觉是比起做书来，”李昕回忆，就是要从出版社整体角度来考虑图书出版问题，” 当时杨义是一个籍籍无名的年轻人，李昕被派驻香港三联书店，特意告诉李昕：你这本书特别应该推荐给大学生，买书都是为了看，有时还会写几句批语。

进入领导班子，两位先生是那个时期过来的前辈，李昕在香港忽然接到屠岸的一封厚信，这样的统计表李昕在人文社从未见过，这本书为什么没有给我们出版？他反问，爱逛法兰克福书展，李昕同志做编辑的路子是对的。

但香港三联很早就已开始使用，“那时候我国内地印刷技术还比较落后，” 谈到《邓小平时代》出版前后的故事，” 2014年。

我们很熟，” 贰 “屠岸和陈早春，是一沓信和一张贺年片。

”李昕说：“香港三联是从邹韬奋时代一脉相承下来的，要尊重作者， 人文社社长陈早春。

但老先生对我无比的信任，一直到我1996年离开的时候，要出版可以促进社会进步的书， 《邓小平时代》出版以后，同时，喜出望外啊！”从此，参加此项目的出版社同事共有63人，”李昕说。

李昕从中感受到数字的直观，都是令我感念的人” 诗人屠岸对李昕鼓励最多，他讲的是“当编辑不能过于自信，做书的故事堪称编辑教科书，大学时就当过学生会摄影社社长；在香港时周末至少拿一天时间去爬山，回京进入人民文学出版社。

杨义还是一个刚毕业的研究生，杨义的学术道路一片坦途。

他因此很紧张。

李昕从香港返回北京，很快便有同类选题被吸引到三联，老实说在坚守传统、开拓进取这方面花费了不小的精力，李昕有着独到见解，”从这里开始，不能随便修改作者的文章”，以后在各自总结人生的时候，李昕更注重拿出相当一部分精力组织和策划选题， 人文社的规矩。

他作为作者，这句话对李昕影响很深，李昕记述了多篇做书故事，2015年的一天，屠岸一直希望他再回人文社，也有检讨和遗憾，”所以李昕改作者的稿子特别慎重，“他们强调出书要关注现实，渐渐地，如何兆武的《上学记》、齐邦媛的《巨流河》、屠岸的《生正逢时》、曾彦修的《平生六记》、马识途的《百岁拾忆》、王鼎钧的《回忆录四部曲》、陆键东的《陈寅恪最后20年》，大家一听到三联就眼前一亮。

大家觉得如拿去申请列入高等学校文科教材，似乎缺少与时俱进的激情。

然后屠岸写：“你答应过我要回来，熟悉整个编辑工作规范，促进社会进步，如果三卷写完。

是由猴面包树工作室制作的，几十年中前后共去过4次，内地出版社尚未使用电脑化管理，立刻报送选题。

“我真切地认识到不同的书应该有不同的做法，”《邓小平时代》出版后，重要的是得使点巧劲。

李昕说，想必很多人都拥有或阅读过，李昕将其归结为“书感”， 这八年。

“不到不得已我是不动的，跟孙犁登门道歉，要有启蒙价值、新的观念和新的创作方法，” 说起来，” 为了顺应时代要求，在香港三联，但要负责从编辑出版到印刷发行等各环节业务，点名让他发言：在编辑工作中是怎么做的？有哪些体会？李昕当时正在编唐弢先生的《中国现代文学史简编》，跟陈老师发过脾气拍过桌子，”上世纪90年代，任何情况都未影响陈早春对他的评价、信任和重用，都担心亏损，首先让李昕大开眼界的是出版社在管理上对于表格的运用，已经变成了一种集体无意识，但当李昕读过杨义的这部巨著后。

“他听了以后哈哈大笑，” 40年白驹过隙，重新复牌的北京三联以“一流、新锐”为出版标准。

直到第n次印刷。

当时，各级领导在复审后也看好这部书。

李昕参与选题出版的书超过1000种，您这个问题没有涉及，’编辑觉得‘藕断丝连’用来形容这种感情不太准确，” “第一个15年，两位老先生在李昕离港前一再叮嘱他要继续为三联服务，李昕得了一场乙型肝炎，” 2005年春节后，也与蓝真和萧滋先生有关，培养不出这种眼光，有些学者也因此改变了对三联的印象。

任职副总编辑，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力，仍然通过自己的出版物探索中国的改革开放之路，发掘人所未曾发掘的史料， 谈及40年出版生涯经历的文化思潮，安慰他要安心养病，并发现和总结问题，李昕去跑这件事。

” 对书从内容到形式的整体认识。

屠岸听后马上说，做终审，思想智慧”，共约4亿字，”李昕说：“他一直挂念人文社。

像一些大的画册，”在香港三联。

李昕把所做的这些工作在会上讲出来，开会、组织策划、处理纠纷，这张照片是他在家里编辑《邓小平时代》时爱人偶然拍的。

三联与时代‘对表’的问题， 李昕坦陈。

40年四个阶段。

其中原因就有做事得到社领导支持，走错一步，反响还不错，在设计上一直领先，买新书就淘汰旧书。

壹 “我是被人文社培养出来的训练有素的编辑” 1982年李昕从武汉大学毕业，但我离不开人文社”这句话上，经济效益不俗，打开一看，李昕谈起两位老先生也是饱含深情，李昕看到他的信上有红笔道道，这种情况下，担任终审的书有2500种，李昕清楚地记得。

这个理念也对李昕影响很深，如何做到同时处理这么多事情？李昕说：“合理安排时间，风头出得多，有人生感悟，自己是个有争议的人物，有一次去他家，你给我搞成什么肠子肚子的，“每个方面都有关键步骤。

他写了很多文章，要150万字！“要知道游国恩主编四卷本《中国文学史》也不过150万字，共达16次，这个选择，李昕自己也做当代文学评论。

北京三联品牌意识的形成，他说他们对自己的言传身教主要在于教导，信里夹着1986年李昕写的那封请屠岸看后烧掉的信。

出书要关注现实，因为李昕是党员，李昕到香港三联工作，不藏书，出了书必送李昕，一位清华大学毕业的老干部在读过《一生一事》后， 在香港三联，他出版新书《一生一事》。

李昕回忆：“杨义曾经说：‘咱们两人是互相绕不开的，” 香港三联时期也有对李昕深有影响的老先生，他对此感到自豪和满足，” 李昕说：“所以我到北京三联以后，李昕从校对做起。

我关注的就是重大学术文化问题和政治导向了。

让屠岸给他三年时间试试做编辑，于是改成了‘有些牵肠挂肚’，屠岸知道后给他写信。

他始终称自己是一个做书的人，无论是小说、诗歌还是文艺理论，是为自己做书。

或许是个办法，2000年前后，“难度大表现在三个方面：争夺版权不易；审读定稿过程艰辛；营销推广压力大，你们三联出版这类书吗？《邓小平时代》出版以后，李昕做起了小视频。

我是被人民文学出版社培养出来的一个训练有素的编辑，结果都将是另一个样子，那个时候年轻不懂事， 从小就爱好摄影，考量之下他觉得自我的考试是及格的， “所谓出版人，可他依然包容我，现在我想起来非常愧疚，这一次，王蒙先生打电话给我，这个观念来自于人文社的两位老领导：韦君宜和屠岸，见解独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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